1937年10月6日，貴陽，小雨。

大十字街南口頭走過一隊青年學生，這幫人有男有女，每人都在肩頭背一個行李捲，面帶倦容。道旁雖有市民駐足觀看，但顯然已經多少有些麻木了。這幾天，幾乎每天都有學生湧入貴陽。

這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先是盧溝橋，後是大上海，中華半壁失守。政府遷都，大學遷址，到處是一派亂蓬蓬鬧哄哄的景象。

眼前這隊青年，是上海大夏大學最後一批到達貴陽的學生。

有一輛帶布篷的馬車不緊不慢地跟在隊伍後面。布簾撩開，露出一張年輕的面孔，長臉頰，一絲不亂的大背頭泛著油光，鼻樑上一副秀琅架眼鏡，圓圓的鏡片後面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儒雅，俊逸。此人正是大夏大學年輕教授李畋。

“還有多遠？”李畋問馬車伕。

“快了！”馬車伕語焉不詳。

李畋懶得再問，放下布簾坐回車裡。反正這些天除了趕路還是趕路，火車、輪船、馬車……一路行來，好不辛苦。所幸的是自己所帶的三十九名學生沒有一個掉隊的。這些青年，都是中國的讀書種子，只要有他們，中國就有希望。

“爸爸，我們還要走多久？”車中，七歲的兒子李鳴謙問。

李畋的夫人沈靜如女士把李鳴謙攬在懷裡。十九歲的苗族姑娘阿雅坐在夫人身邊，神情有些緊張。

“阿雅，又回到貴州了，高興嗎？”李畋沒有理會兒子的問題，而是關切地詢問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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