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野心都是隨著身份與環境的變化不斷增長的。在定襄的時候，李牧打算把酒的價錢定在一罈五錢銀子，這是考慮到定襄左近幾縣的消費水平，這個價位已經是極限了。

但到了長安之後，這麼定價肯定是不行了，別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國公府的演武場釀酒的時候，隨口問了一下長安的糧價，令他大吃一驚。在定襄時，鬥米二十文。但在長安，一斗米要兩錢，也就是二百文。這還是粗米的價格，精選米還要更貴，最貴有五錢一斗的。

十倍的差價啊！

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討教。經過李弼的講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這十倍的差價，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交通不便，二是邊城與都城之間的貧富差過大。

唐朝的物資調動是很費勁的一件事，就拿糧食為例。馬邑的糧食再便宜，但要運來長安，人吃馬嚼，加上路途難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損。而且還要防備路上的匪徒，風險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會選擇做這種買賣。西域路上，商人們販賣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沒聽說過誰是賣糧食的，因為只有這樣，帶來的利潤才能與付出和風險抵消，有所回報。而且馬邑本地種出的糧食，本地人還要消耗，真正富餘的糧食也並不多。

再者，長安富庶，馬邑貧瘠。財富差也非常巨大，這就如同後世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三線城市一千多，直轄市四五千甚至上萬。消費水平也不一樣，三線城市牛肉麵五元一碗，直轄市的牛肉麵，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兒，是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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