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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理學被皇帝有意的打壓,眾多衛道之士生氣、發怒,無能狂怒到如喪考妣,耿定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京師百萬計的人口中,真正在意的又有幾人?
自從朱熹寫出“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之論後,道學就成為了格物學不共戴天的敵人,儘管他的學說在元明兩朝處於官方哲學的地位,朱翊鈞也必然要黜之而後快的。
當然,作為後世的幹部,朱翊鈞對思想領域的工作極端重視。後世中國的道統,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經典著作都被寫入憲法,義務教育也輪番灌輸。然而,在思想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仍然倔強生長,個別時候甚至能佔領輿論高地,究其本因,不過是經濟基礎決定而已。
他在南臺“尊孔而薄朱”,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儘管帝國從南到北,一隻叫做“資本主義”的幼獸正在他的呵護下生長,但在它長出獠牙,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農耕經濟和其上層建築之前,對於已經滲入中國人骨頭血脈的“儒教”,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輕攖其鋒。
......
但畢竟風還是起了,李贄等人發表的諸多文章不過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南臺會議之後,理學面對的才是真正的狂風驟雨。
眾多能夠把握住時代脈絡的思想者,面對著理學搖搖欲墜的現實,都在仰察天地鴻宇,俯瞰國計民生,思考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欲佔領新思想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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