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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里八年開始，經過兩年多的喧囂，變法終於在磕磕絆絆中走上軌道。

這兩年，朱翊鈞幾乎將侍從室的官員換了一遍——除了幾個核心人物之外，其餘經過他耳提面命，瞭解他的思想和治國理政思路的，都離京開始在帝國各省、府等地擔負要職。

與之同時，朝廷每出一個新的條令，也必然附帶著對條令的解釋，闡明立法原意。如此一來，便防止大部分地方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顧實際照本宣科，有時反倒唸歪了經。

當然，顢頇之輩也所在多有，榆木疙瘩腦袋也是一片又一片。派駐各地的變法指導專員講的口乾舌燥，這些官兒就是一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來對付。

對這樣的官兒，只能不換思想就換人。朱翊鈞首肯之後，內閣命令吏部在萬曆七年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京察和外察。大批官兒被免職，而對變法理解到位，具有創新精神和執行力的官員也大批脫穎而出。

為了防止形成“新”、“舊”兩黨，引發後日黨爭。凡在萬曆七年裡被免職的官員，朱翊鈞專門下詔，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得起復。

不同於皇帝對某個官員的判罰，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或皇帝的更迭，這些“永不敘用”的官員還能有起復的機會。這專門的旨意裡面，沒有點任何人名，如此一來它就成了一條法律。

這意味著即使朱翊鈞駕崩，這些人的起復至少要過“孝道”和“祖宗家法”兩道難關——機率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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