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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讓李時珍進京，其實是相中了他所創造的人為分類方法，這是一種按照實用與形態等相似的生物和礦物，將其歸之於各類，並按層次逐級分類的科學方法。

在朱翊鈞看來，李時珍能和祖沖之並列，在世界科學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根本不足為奇。《本草綱目》雖然謬誤不少，但其科學分類方法比西方現代植物分類學創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統》早了一個半世紀，被譽為“東方醫藥巨典”。對世界醫藥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化學的發展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

後世的生物學學生，將界、門、綱、類、科、屬、種七種分類背的滾管爛熟，覺得天下萬物井井有條，想當然的就認為此種分類方法很簡單。

殊不知在人類文明史上，分類學正是科學的萌芽之始。中國人之所以將科學命名為“科學”，即取意“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之學”。一句話，無分科無以成學！

華夏先民最早的生物分類記載於西周，比西方科學家林內的生物分類方法少了兩種，卻領先兩千年。

之後的中國分類學思想體現在諸多文獻之中，而最為璀璨的，即為《本草綱目》。無論其中記載了多少謬誤，僅在生物、礦物分類學上的思想，足以光耀千古。

朱翊鈞在後世黨校的學習內容，不僅是簡單的飛梭和珍妮機誘發工業革命之類的初中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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