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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見了朱翊鈞的批示，心中給朱翊鈞點了贊，知道皇帝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對日後展布改革事也多了些信心。

他的角度和朱翊鈞截然不同，在他內心深處，恨不得把離間君臣、敗壞國事的餘懋學給宰了，以為亂政者戒。

然而，作為文官之首，儒學門徒，張居正必須堅持大明朝的政治正確——御史、科道言論自由。

反之作為皇帝的朱翊鈞，心裡面是不想抓餘懋學的，雖然其心可誅，但制衡之道也在這“可誅之心”上頭，不然的話就把言官的操守看得太高了。

不管皇帝和首輔心裡怎麼想，令人無語的現實卻是，想殺餘懋學的一本本的上奏要保他；想輕輕放過餘懋學的，卻派錦衣衛將他從南京抓來，投入北鎮撫司的大牢。政治的弔詭之處，即在於此。

首先被處置的，是“受賄妄言亂政”的王琢玉。錦衣衛拷掠不到兩個時辰，王琢玉就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把兩淮鹽商重金賄賂，買奏章杯葛曬鹽之法的實情交代了出來。

說實話王琢玉做夢也想不到朱翊鈞清楚知道以後曬鹽法才是主流。他的想法和全體朝臣差不多，應該是某個希求媚上的中官向皇帝說了曬鹽法之利，皇帝在深宮拍腦袋決策才大興曬鹽。

既然可被言語動之，也會被言語反之。王琢玉在奏章裡煞費苦心，說自己訪了老鹽工，“為之哂笑”。心說以皇帝年齡，被人恥笑了還不惱？只要惱了，必派員檢視，那時才是上下其手的時候——鹽商所要的，不過是朝廷派出欽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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