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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命運，在命理學上來講，兩個字實際上是分開的。

它有兩重含義，一是命，指先天所賦的定數。二曰運，指人生各階段的窮通變化。

說白了命乃是人們常說的“天意”，是人力所無法左右的。但是運就不同了，它代表著後天主觀改變的機會和希望。

可從實際上出發，人們往往會發現，這兩個字並不是那麼好區分的，十分容易混淆。

因為人和人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如果再考慮人的主觀與被動，發生過的歷史和國運大勢，就更難分清到底什麼是命，什麼是運。

所以最能準確歸納出人生無窮變化的，其實是另外兩個字，那就是“因果”。它的區分方式也很簡單，只看時間概念。

過去發生的一切永遠是今天的因，而明天永遠是今天的果。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間的全部大事小情，不外乎如是。

以1981年7月18日這一天來說，“偉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香港《明報》社的創辦人和社長金庸這件事，也是一樣的道理。

這次會面並非平白無故。其實早在1973年3月，當金庸在內地尚為禁書之時，“偉人”就已經託人從境外買了一套。

從此他每天睡前都要看上幾頁。不但愛不釋手，藉此放鬆精神，而且還能從書中人物的命運聯想到自身。

而金庸本人不但是位堅決擁護兩岸和平統一的愛國者，也一直在《明報》執筆寫社論，為“偉人”打抱不平，強烈抨擊“運動”的種種悖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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