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詠霖當時就感覺這樣做很有意義。

當他的政權取代舊有秩序的時候，不僅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成變革，在思想文化上也需要有足以抗衡舊時代的作品。

洪武政論可以作為排頭兵衝鋒在前，但是也需要大量後繼者用他們的筆觸和端正的姿態向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發起進攻。

他掌握權力，可以用權力打擊那些人上人，但是權力的打擊並不能最終解決問題。

那麼如果可以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潛移默化的教育他們，改變他們，搶佔思想文化的高地，築成堅固的防禦陣地，那麼，就一定可以取得極佳的戰果。

所以蘇詠霖覺得自己除了做皇帝，做復興會的主席，還能和趙惜蕊一起當作家。

魯迅意識到了做面對一個病人的醫生不能拯救中國，所以他決定做整個中國的醫生，把中國當做他的病人。

蘇詠霖覺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和當年的魯迅沒什麼不同，很相似。

剛剛開闢出局面的中原大地，尚未擺脫封建禮教的思想束縛，需要全新的力量的推動才能讓他們擺脫舊思想的束縛，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時代的居民。

他活著的時候固然可以用無上的權威影響到每一個人，但是他死了之後就不能這樣保證了。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可以讓自己的作品長久的維持影響力，代替他本人，和所有民眾做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伴隨著樹人書社在各地的選址、搭建、裝修，蘇詠霖也抽空和趙惜蕊一起寫文章，把封建禮教束縛之下的人心和怪現象描述出來，原材料就是蘇詠霖當年的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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