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詠霖得到的這份報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層農村裡擔任農會指導員的政工幹部和一些鄉農會會長的作風問題。

報告上說因為復興會組織在基層展露出了極強的組織力和行動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譽極高，使得農民非常信任復興會派來的指導員和復興會的上級組織部任命的鄉農會會長。

這種情況極大的促進了農民和農會之間的關係，也使得農會可以最大限度的組織農民辦大事。

可是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層出現了村農會指導員、鄉農會會長獨斷專行、一言以決村、鄉全部事務的情況。

根據監察部的走訪和調查，很多村莊農會的搭建主要都是復興會政工幹部的功勞，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立了自己對農民們的絕對信譽和權威，乃至於可以繞過農會對農村事務做出決策。

而後來被農民們推舉的本地農會會長以及村民們組成的農會反而是空架子，淪為指導員做出決策之後的執行機構，沒有其他的權力。

因為不具備學識的硬傷，相當長一段時間，農會的搭建和農會的生產都是指導員一力承擔，這需要權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話語權。

一開始，這的確是利大於弊的。

因為只有指導員具備那個能力把農會搭建起來，並且組織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記和恢復生產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這一階段，大大小小的農會組織完成建立，明政權得以高度統合基層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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