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方大員,李鴻章要出使花旗國那可是大清立國以來的第一遭。
哪怕有奕訁斤的全力支援,事情也是極其難辦的。
這個時代,最坑爹的清流派雖然還沒有完全成型,但洋務派同樣勢力單薄,受到老牌官僚的反對。
內閣大學士倭仁與奕訁斤大唱對臺戲,曰:“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指責奕訁斤和李鴻章以夷為師,乃是名教之恥。
倭仁是理學名家,在士人中擁有崇高聲望,他的表態,引起朝野強烈反響,一時非議如潮。
甚至坊間還有儒林仕子譏笑鬼子六與李巡撫乃是:“孔門弟子,鬼谷先生”(以鬼喻洋人),把李鴻章的使團譏為“鬼使”。
最終還是曾國藩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出來為兩人辯駁,“夫學問,本孔孟為尊,然西人艦炮若不察,則兵戎有失,宜以孔孟為道,西學為器。”
曾國藩如今立下儲存名教的赫赫大功,說是半步聖人也不為過,他的話,儒林之中無人敢於反駁。
更何況曾國藩說得也很清楚,孔孟為尊,為道,西學只是器。
“器”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手段而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君子不器,說的便是這個道理。
因此,也就是說,出去留學的學子,不過是匠人之身而已,而非“君子”,與諸位高談闊論的仕子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人,自然也沒有阻攔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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