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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福伯騎馬趕到寧波縣衙的時候，縣令蘇梓文正和幕僚在後衙花廳說話。

待到有人稟報，“武朝太白”、“江南蘇老坡”的老家人前來求見，蘇大人當即歡喜到不行，只以為那韓琛韓姑爺終於開了竅，曉得舉辦文會，特意遣人前來邀請。

要說在江南一地做官，尤其是做執政一方的獨斷官，那是真正的痛並快樂著。

江南富庶，文風鼎盛，在此地做官，首先每年的文教，也就是升學率，是有保障的。

官員都不需去勸學，才子文士猶如過江之鯽，自己一茬茬就冒出來了。

這些，都是政績。

賦稅也好說，富庶嘛，收稅總是能收上來些的，待到考評的時候，又是一個加分項。

如此這般，只要為官一任，不搞東搞西，無為而治，就能混個好履歷。

可，也正是因為如此，江南的官，它也不好做。

首先，讀書人多，就愛扎堆串聯，不好糊弄，鼎鼎有名的破靴陣，不知傷了多少老大人的麵皮。

上任閣老張時同還在時，禮部尚書董文禮是華亭人，也就是現在的上海人，只因這位老大人不愛站隊，誰也不願得罪，被書生們傳為泥胎木塑，最後有心人扇動了一把，幾百個秀才串聯，直接衝進禮部尚書的老宅，一把火燒了個乾淨！

這還不算完，燒完董大人家的祖宅不到旬月，便有人寫了一本《義民抄董賊實錄》，編成話本，刊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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