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但凡是有兩面性，一旦晉國吃下這劑毒藥，晉國將陷入長期的通縮、通脹的反覆經濟動盪。而鹹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業進步，令鹹國市場進入新經濟模式，形成高度完整的上中下產業鏈。

晉國作為基礎原料市場，其對鹹國的市場的依賴將日益嚴重，同時鹹國的進步會像吸鐵石一樣，將資金引流向鹹國，而國外資金日益空洞。

晉國再想動兵，其結果是國內經濟不振，鹹國日益富強，無論經濟還是軍事，其已無勝算的把握，而唯一有用的反倒是被晉王冷處理的西寰。

於是陵山銀礦事件後，西寰在晉國國內的威望日盛，其母王太后病故後，王太后黨羽非但未被晉王分化吸收，相反依賴西寰輸往晉國的利益紐帶，聯絡更為緊密。

晉國效法鹹國改革只是冰山一角，衛、宋、徐、志、梁、長孫等大國陸續推行土地改革，但至645年，除公良氏外，鮮有能大成者，充其量竊取鹹國農業和耬車技術後，農業產量大幅增加。

而歸根到，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和技術的雙重變革，前者代表了生產關係，後者帶來生產力，最終引發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何處置利益過程的再分配，往往決定了改革的成敗，而鹹國具備了變法的基本條件。

至盛元644年年底，經二十年努力奮鬥，百里燕基本實現盛元625年“以商代政”的目標，然比當初的計劃更為宏偉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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