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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慶曆新政的韓琦，歐陽修，到如今的韓絳，章越二人，彷彿一切事過了一個輪迴般。

三十餘年前，就是在這個天章閣內，時任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二人在燭臺下，相互商量聯名寫下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上奏仁宗皇帝，定下了慶曆新政政治綱領和基調。

這當然是讀書人口耳相傳，稱頌著范仲淹，富弼秉燭夜書的場景。

但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仁宗皇帝催促甚急，范仲淹，富弼回奏說此事恐怕在天章閣內寫不完，於是退回家中將天下宜所先列舉十餘事呈上。

所以《答手詔條陳十事》並不是在天章閣內寫的。

聞此事章越也是一等後世讀史之心瞻仰了先賢嘔心瀝血，滋滋報國之情。同時也為慶曆新政的失敗而感慨。

慶曆新政，他在歷史上讀了一遍，又聽歐陽修等當時親歷之人說了一遍。

又是二十年餘後，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開啟了熙寧變法的序幕。

而如今天子重開天章閣，將此事委己。

章越突然之間心底湧起一句‘當年向來心是看客心，如今奈何人是劇中人"。

我總是以一等後世數千年的目光，覺得自己可以超脫這個時代的人物，但這個時代的重任到了自己身上時，卻發覺原來自己也是史筆撥弄下的一個人。

這時章越將目光凝於筆尖與紙面上。

劃粥苦讀的范仲淹當年於天章閣奮筆疾書時，可想到新政失敗後，自己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鬱郁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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