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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們大多都是年少成名，因為他們在年輕時即十分了得，展露了相當的才華。

程頤與兄長一併師從濂溪先生周敦頤，邵雍，跟隨名師自也有了高於常人的知識和眼界。

十八歲時來京師，他即作了一件事，以學生的身份上書天子，懇請廢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

此疏當然是沒有得到天子重視，不過可見程頤的志向。

後來程頤入了太學，拜入胡瑗門下。

當時胡瑗出了一個題目，顏子所好何學之論。

程頤在文章裡雲。

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

此文得到了胡瑗的讚賞。

儒學原先就是出世之學，但明誠一說提及，儒學也轉入了儒學‘明心見性’之說。

章越聽到這些也明白為何自己以大學‘正心誠意’之說，會得到胡瑗的讚賞。

原來這是時代在召喚我們。

當然此說遭到很多人的抨擊，正如後世的人批評理學的原因一樣，認為理學近似於佛老。將儒家好好一個入世之學，變成了出世之學，這是孔子原來的意思嗎？

但問題來了？為何理學會得到這麼多儒家大佬的支援。

儒家是入世之學，但人都要知道些出世之學，用此尋求心靈的安慰。普通老百姓可以尋找宗教的需要，但士大夫呢？豈不聞子不語怪力亂神。

儒學放棄出世之學的後果是什麼？失去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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