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先知”，此時確定已死。

並且這個“先知”，一生為臣，但在不問世事從赤松子遊之前，卻說了一些明顯超越了“臣子”這個範疇的關鍵的話，並且留下了文字的東西。

並且，這個“先知”，在不問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東西的最後所有者，便是此時的皇帝。

而此時的皇帝，年事已高、焦頭爛額。

當然，大順這邊可能並不太熟悉“先知”這套東西。

那麼，換個說法。

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現的《周官》等一系列“聖人所作、但被焚書坑儒都燒沒了、幸而在牆縫中有一套而得以現世”的東西，有啥區別？

王莽說，這就是聖人先王的制度。周公還能從墳裡跳出來，否認三連：我沒有、我不是、別瞎說。

王安石說，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確嗎？好啊，我用《周禮》改制，你們反對能怎麼辦？你蘇子由也只能寫文章，先證明《周禮》是偽書、不可信，然後才能在理論上反駁我。否則，理論上我就是正確的。

只不過。

人的壽命太短、而過去的歷史又太漫長、考古學也不發達——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這邊，你去挖人家祖墳、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這邊過去能、也只能，託古改制。

包括說，歐洲那邊，新教徒、清教徒……實際上，原教旨這個詞，本來就是形容他們的。理論上講，大順這邊至少和天主教還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點聊的可能都沒有……故而其實他們也算是託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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