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繼續談下去，李欗也發現了劉鈺已然不甚關心他對經濟的討論和解釋。

話已經說到這，反倒是李欗嘗試著旁敲側擊了一下。

但他旁敲側擊的方向，角度卻略有些刁鑽。

“之前多有傳聞，說本朝之前先定羅剎、後平西域，而後伐倭、下南洋。所為者，漕運也。”

“國力有限，必有先後。北方自先秦一來，兩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後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無患，方可改海運、廢漕運。”

“自明以來，多有人言：治黃，必先廢漕；保漕，必要禍黃。”

“及至漕運已廢，最終方知，原來國公所做之事，皆為治黃。”

“是以，多有人言在國公看來，這治黃乃是今後朝廷的頭等大事。”

“卻不知國公以為，若這治黃為頭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這話，問的聽起來很是尋常。

只不過劉鈺心知肚明，這話問的一點都不尋常。

他說治黃為頭等大事，問修路能不能排到僅次於治黃的地位。

這不是關鍵。

關鍵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字首。

即為治黃所做的各種準備。

在此過程中，外部的敵人被碾碎、內部的反對派被壓制、甚至於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種鎮壓。

就李欗說的從一開始北征羅剎開始算起的“為治黃河做的準備”中，可是把鎮壓鹽工起義、屠治淮阻礙士紳、鹽政改革強行收回鹽戶對草蕩的使用權等等一系列舉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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