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多事，揉碎了，就是個社會關係的問題。土地問題，更是非常明顯，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

封建是社會關係，資本也是社會關係，最終還是要繞回到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上。

比如俄國的農奴制，當然要維繫這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因為貴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國那種蠻荒之地、地廣人稀的現實，只給一堆地，不給人，根本就無法維繫農奴供養貴族的社會關係，所以必須要搞農奴制，讓農奴從屬於土地、而土地從屬於貴族。封地不封人，等於不封地。

比如大順原本的租佃制，則就不需要出臺過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漸減輕。

但問題是，大順的情況在這擺著。比如說，一些和尚廟周邊的“周圍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傳說。佃戶說，法律沒有除夜權或者人身依附這樣的義務。但是和尚說，說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別租我的地了，餓死吧。

當人地矛盾到了極致，而工業又沒發展起來的時候，甭管說法律沒有規定各種從屬依附關係，大部分人也會呈現出一種“自願”依附的狀態。如果不能達成這種“自願”從屬的狀態，才需要出臺嚴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來以國家強力維繫這種社會關係。

俄國的農奴制如此，漢密爾頓的土地大塊售賣制意圖如此，後來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說劉鈺在扶桑的荒地售賣貨幣化、迫使遷徙者必須做幾年工資勞動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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