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歷史上，顏元去世後，李塨、程廷祚等，幾乎全程都在幫著顏元擦屁股，補漏洞。

因為其實不管李塨，還是程廷祚，都明白，顏元作為儒學學派的巨大的哲學困境和邏輯漏洞。

李塨在忙著修補“實踐出真知”這個明顯不是儒學體系的說法。

程廷祚則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辦法，不再像顏元那麼“嘴臭”，狂噴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聖人之學”，具體上則說“聖人之學如日月，聖人的學問怎麼能是後人追得上的呢？後人解讀的聖人之學，就像是以一目所見而以為周天之徑也”。

為何程廷祚會選擇這種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做法呢？

因為顏元死前，留給弟子們的遺言非常有內涵。

【天下事，尚可為！若等當積學，待用。】

而最終，到程廷祚的時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學家劉湘奎，因為私藏禁書，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讓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陰影。

但是，一旦選擇妥協，這種本來就異端味兒太濃的學問，也就最終走到了拋棄宋儒、卻尊漢經的另一種皓首窮經之中。

最終還是如梁啟超所言“太刻苦、類墨者，傳者卒稀。非久，遂終絕”。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後一點痕跡，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吳敬梓為了紀念這兩位朋友，寫的盧信侯藏禁書、莊紹光慨嘆“我道不行”，辭爵歸鄉的故事。

只不過，此時此刻，九宮山之後的變化，讓這個學派在這裡活了下來，而且逐漸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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