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過去的一九四七年，赫魯曉夫的日子過的其實並不好，在戰後他是烏克蘭的一把手，截止到卡岡諾維奇空降烏克蘭之前是這樣的。

卡岡諾維奇是赫魯曉夫的同齡人，兩人年紀彷彿，這讓從一把手退位到輔助地位的赫魯曉夫幾乎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尤其是在應對去年應對旱災上的舉措，在斯大林面前大大失分，這讓今年的赫魯曉夫頗為抑鬱。

尤其是這一次和謝皮洛夫來柏林，更讓赫魯曉夫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悲觀。

從任何方面謝皮洛夫都是政治上的後起之秀，自己竟然和謝皮洛夫共同完成一個任務，不論怎麼考慮，都無法讓他對未來樂觀的起來。

在兩人到達柏林之前，艾倫威爾遜也接到了本次談判的對方名單，當然沒有赫魯曉夫的名字，本次的談判的蘇聯代表是謝皮洛夫。

這個名字艾倫威爾遜也不陌生，在斯大林死後，這個人接替莫洛托夫為外交部長。不過擔任外交部長的時間非常短暫，就從蘇聯政壇上消失了。

沒有什麼爭議，如同謝列平、柯西金等頗有作為的蘇聯高層幹部一樣，熟悉的人們，可能只是扼腕嘆息：“如果國家讓他來進行管理，那會不會更好一些？”

但是，他們這種人，是無法走上那個最高位置的，他們缺乏一種鬥爭的精神，那不是和自己鬥爭的精神，而是和他人鬥爭的精神。

蘇聯在幹部的任用上，除去那些按照正常渠道晉升的不談，有兩種極端，一種是像米高揚、葛羅米柯、庫納耶夫、安德羅波夫這樣的常青樹，他們在一個位置上短則十餘年，長則幾十年，直到最後退休或者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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