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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龍平時的時候，就去回到他的律所門市的唯一的辦公室去。

他不會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林場，也不會一個人辦公室發呆——這半年呆在辦公室唯一的理由是邦妮。

邦妮6月份畢業之後，先回燕京探親，然後才回到威爾士。每天朝九晚四地坐在門市房的前臺——雖然不會有多少上門的顧客就是了。

因為邦妮作為有工作經驗的實習生分走了林義龍大部分的工作。林義龍自己，每天的工作僅限於收發郵件或者處理他自己的事兒——剩下的時間，只是在耶昂姐妹家、泰晤士河畔金士頓、以及馬斯塔赫的父母家來回往返而已。

“所以，我沒有辦法中斷現在的這份顧問約。”週五中午，林義龍禮貌地拒絕了薩曼莎父親——也就是到倫敦的田叔——崗位繼任要求中止顧問約並返還諮詢費的要求，“我們的顧問約還有一年，歡迎貴方隨時按照之前約定的諮詢範圍提問，我們將盡可能地解答。”

“這筆律師費不少吧。”掛上電話，負責記錄的邦妮問道。

“不算太多，一年9萬英鎊上下。”林義龍用無所謂的口吻答道，“只有一些關於他們融投資之類的問題，其他的領域代理費另付。”

“這也不算少了。”

“我是收錢辦事的。”林義龍答道，“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唄。”

“也是。”

因為邦妮是燕京同胞，而且辦公室裡又只有她和林義龍兩人。林義龍也沒有嚴格地遵循“上班時必須講英語”的辦公室規定，兩人的說話相對隨意，不僅是他們的鄰居、同行，甚至連留學當地的同胞都以為這間沒有一點東方元素的事務所，是一家毋庸置疑的“夫妻店”——兩個人總是一起吃午飯，路人可以從律師樓會客室的窗戶裡看到邦妮無比溫柔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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