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是那個小團體對張松而言意義重大，“我從鄉下來到大城市，無依無靠，什麼都不懂，是紅大姐他們找到的我。”

小團體裡的同志更新換代很快，張松從一個新人成長為一個被擁簇的角色，那張圓桌已經是他第二個家。

其實同樣的，江路也離不開他們這群人。只有和紅大姐、小軍、小上海他們待在一起，他才覺得自己是正常的，是無罪的。

他只是在每次聚會後衝張松抱怨幾句罷了，“他今天又老看你。”“你幹嘛非得喝他給你開的酒？你自己開行不行？”

他這樣一說，張松就會笑著應道：“好，好，我那不是在跟你說話嘛，沒經心。”

但是張松從小上海家回來，小上海往他們家打電話，往張松的BP機上發訊息，他什麼都不問了。

不想再生事端也好，想要一錯抵一錯也好，總之，江路選擇了默默地忍受，卻決不能說是真的不在意。

他只是想和張松把日子過下去。

然而已經發生的事，如果僅是靠閉口不提，那它就只能消失於唇邊，而非釋然於心底。它會更刺痛地橫亙在肉裡，越爛越深，越來越疼。

他們的小飯桌上不再有談笑，過分的安靜令人不適，只好長時間地開著電視，用枯燥的背景音讓家裡熱鬧幾分。

江路用筷子扒了兩下碗裡的飯，突然覺得新聞主持人那字正腔圓的音調難以忍受。

“我去放個歌吧，你想聽誰的？”他忽得站起身，筷子“啪”地一聲撂在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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