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洛很清楚《澶淵之盟》的危害，不在於這個盟約的本身如何，而是這個盟約帶來的毒副作用。

他之所以在朝會上借修《宋史》談起《澶淵之盟》，就是給大臣們上一課，告誡他們：國雖大，忘戰必危！

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要保持敢戰之心，能戰之兵。

李洛認為，《澶淵之盟》後宋遼百年和平，其實盟約本身的作用並不大。

兩國的確保持了長期和平，可真的只是《澶淵之盟》的作用麼？

只要研究那個時期的歷史，就知道不是這麼簡單。

宋朝當然是不想再打，也不敢再打。宋廷上下對契丹的畏懼，使得宋太宗北伐大敗後再也不敢北伐契丹，一心求和苟安，是不會主動挑事的。

君子嘛！

為此，宋廷嚴格約束邊疆百姓，讓他們千萬不要得罪契丹人，還禁止一向尚武的邊疆百姓“禁習弓馬”，免得契丹“誤會”。

契丹人越界，也會被邊境官吏好說歹說的禮送回去。可要是宋人敢越界，那不好意思，官吏一定會嚴厲懲辦，還是免得契丹“誤會”。

所以宋遼邊境，其實很不平等。這在宋人詩詞和筆記中都有記載。

所以無論有沒有《澶淵之盟》，宋廷也很難主動出兵挑事。

那麼契丹為何要遵守盟約呢？

契丹不南侵，和宋廷的原因完全不同。

宋廷是不敢，也不能。

契丹是不能，而不是不想。

《澶淵之盟》固然約束了契丹的南侵，可絕非唯一的制衡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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