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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太子心中惴惴、巴不得轉過身去捂住章煦的嘴、不讓他繼續往下說時，明宗皇帝沉聲說了一句：“說下去。”

太子暗自咬牙，卻也無可奈何。

“是，”章煦頷首，繼續說道，“士農工商，‘士’在最上，‘農’、‘工’在其中，而‘商’在最下。‘士’所求的，或是名，或是權；‘農’與‘工’所求的，是生計，是溫飽，是子孫出息；而‘商’，求的是利。青苗法的推行，青苗款的撥發，若是隻由‘士’與‘農’參與，貴賤高低立見；但若是把‘商’加入其中，三方角力，則穩固許多。”

章煦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由朝廷推行青苗法，同時作為中間人，監察商戶撥發青苗款、敦促農務人秋後歸還賒銀；商人家資豐厚，按照行商規矩，春夏撥發青苗款、秋後收回糧食以抵賒銀，勞者多發，惰者少發或者不發；農人按己所需，春夏尋商戶處賒下青苗款，秋日豐收後抵債，以期來年可以更順遂地賒得青苗款。朝廷仍行監察、獎懲、評斷的職責，為商或為農評斷是非功過，不以該地方的青苗款撥發量為政績評估，而仍是以有多少百姓因此而倉廩實、衣食足作為依據，以求青苗法真正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三方鼎足的時候，關係最為穩健。

明宗皇帝陷入長考，章煦所說，確實言之有物，確實有出於為黎民、為社稷的考量。但若真是按如此執行，對“人”的要求頗為嚴苛：作為監察、獎懲、評斷的官員如何遴選，作為主導青苗法的商戶又該如何選擇，才能保證兩方不相互勾結、欺上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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