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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王亞樵，因為在安徽組建社會黨被督軍倪嗣沖下令通緝，不得已率一般同志出亡上海。到上海後，王亞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馬路蓋報紙，貧困不移其志，繼續尋求革命。袁世凱的逆行倒施，惹惱了這位一心尋求革命的志士，他從上海來到北京，看是否能對民國革命有所裨益。

不過老袁不是容易下手的物件，他在聯絡舊同志的基礎上也在研究從何處作為突破口。可是他在北京畢竟人地生疏，在南方如魚得水的他，在這裡面對越來越混亂的時局卻根本沒有一點頭緒，若非實在需要開啟局面，他絕對不會找張漢卿這樣一個毛孩子下手----實在丟份。而且，他本來就沒打算動手，只是警告一下而已。

見猜中了，張漢卿便難得的大吹海螺：“我不但知道先生的從上海來，還知道先生與景教授走得很近。只是，靠暗殺是無法建立一個真正的民國政權的。解決革命，應以武裝力量徹底推翻其組織，不在於殺死一個人。這也是學良想和先生探索的。”

《王亞樵傳》曾說王亞樵在上海結識在國內倡導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北大教授景梅九，此後開始鑽研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學說並參加無政|府主義研究小組，研究怎樣打倒社會上一切強權。後來王亞樵在反動政|府統治時代致力於暗殺大軍閥、大官僚，實是受了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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