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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西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南梁大同九年）臘月，距離邙山之役，已是過去了大半年之久。

西朝雖逢慘敗，卻因高歡不曾趁勢西進，遂得政局安穩。邊陲或有零星叛亂，也教一一平滅，掀不起甚浪花來。

自歸長安，宇文泰每念及邙山之敗，皆作懊悔不已，想起裴果當初所言“當施力於政，求民生大展、國力雄厚”，深以為然，乃令蘇綽主持，也學了東朝作那“改弦更張”。

蘇綽盡心盡力，呈“六條”：

一曰“先治心”，蓋“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也，為官者必遵。

二曰“敦教化”，倡儒宣學，百姓從之。

三曰“盡地利”，不外乎勸課農桑，開荒植澤。

四曰“擢賢良”，選賢任能，不拘資歷、門第，又精簡機構，罷黜冗員。

五曰“恤獄訟”，明斷獄案，不濫施刑。

六曰“均賦役”，均平賦役，調濟貧富，不可舍豪強而徵貧弱。

凡此六條，宇文泰大為讚賞，即令改名“六條詔書”，頒推全國。

推行之下，果然大為奏效---百姓固然受益，關隴豪強尤其是漢家大族更作交口稱讚，覺著宇文泰此舉大承中華正朔，“甚合我心”。於是民心得以穩固，一掃邙山敗後之慼慼狀。

至今歲金秋，西朝又得大豐，四方倉廩皆足，民心愈安。

可一片祥和之中，卻有隱憂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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