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任的費金，原來的屠夫，正在一間安全屋裡和法國使館的秘書于貝爾交談。

“費金先生，英國工人的解放，從根本上來說，只能依賴於英國工人自己的覺醒和努力。就目前來說，我們能夠提供的幫助，也只有這麼多了。就目前的局面，我建議，你們能接受這種變通，將‘紡織工人聯合會’的名稱改為‘紡織工人聯合俱樂部’。以迴避相關的法律問題。另外，考慮到俱樂部以後會有大量的合法活動，費金這個名字，我建議您不要再輕易使用了。您還有其他的可以用的名字嗎？”

“那還不如直接叫紡織工人黨呢。至於名字，那就用我的身份證書上的名字，格文·普蘭好了。”費金說，“至於暫時和那些傢伙達成復工的事情，在警察部門釋放我們的同志之後，就可以談了，我知道，麵包要一口一口的吃。不過我們改了名字，就真的能避開英國政府的打擊？”

“那當然不可能，這不過是給他們一個臺階而已。能讓他們忌憚的，從不是法律上的漏洞。尤其是在英國這種實行判例法的國家。關鍵是你們的鬥爭，給他們帶來了壓力，他們才願意妥協。比如說，在我們法國，工人的地位和收入都明顯高於英國。我們法國沒有童工，因為學齡段的兒童都必須接受義務教育。我們法國的工人的收入，也遠遠高於英國，為什麼？難道是因為我們法國的工廠主都格外的仁慈嗎？當然不是，這是因為，法國的工人，在法蘭西的革命中展示過自己的力量。因此，那些工廠主自然要尊重有力量的工人。只要你們能保持自己的組織，增強自己的力量，那麼他們就不敢再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于貝爾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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