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清從《春秋》中找到了精神的依託，他希望能說服夏主秉常，在西夏國推行漢禮漢化，以此來贏得宋朝“中國之”的待遇，這也是對自己流落“夷狄”的一種補償，同時也可以做為一個政治口號，來與反對漢禮漢化的梁太后一黨鬥爭，幫助秉常獨柄大權，報答秉常的知遇之恩。

這也是李清所能找到的三全其美的辦法。

但是身為漢人的李清也知道，即便是西夏真正的漢化了，但是在宋朝人的眼中，甚至在李清自己的心中，西夏依然只是夷狄。

華夏的正朔，在千年之後，也許並不在重要；但在熙寧十年的時代，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地，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是重要的。

而這個正朔，此刻正在汴京城。

大遼國、高麗國、大理國、西夏國，甚至交趾那種小國，以及極遠的倭國，都喜歡自稱為“中華”，因為“中華”是文明之象徵，是優秀之代名詞，是合法之基礎，但是無論表面文章如何，所有人都知道，正朔在哪裡。

那種言辭之上的自負，不過是深藏於內心的文化自卑的表露而已。

對於這些，李清雖然經常在心中迴避，但是他卻是明白的。

所以，雖然李清也會經常的勸說夏主秉常，告訴他中原的富庶與文明，希望他能在西夏推行漢禮漢儀，但是李清的心中，時常也會有一種無奈，一種感覺自己所作的事情，只是徒勞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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