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李斯無疑是受到了他師兄韓非的啟發。按，督責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八經篇：“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言必有報，說必責用。”可以看到，韓非是將督責二字分開使用，李斯則是將督責二字併為一體。這一區別，並非只是玩了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細究之下，我們可以發現，李斯的這一思想，實際上是在韓非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創新。

韓非曾提出一個“形名參同”的理論，督責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形名參同，見於《韓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比較可知，韓非的督責，講究以靜制動，後發制人。而李斯的督責，則強調主動出擊，積極干涉。有趣的是，這種思想上的差異，也正是兩人性格上的差異。

話說回來，單從理論上看，李斯的督責制度本身並沒有錯，反而自有其積極和深刻的一面。只不過，這個制度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出現，被一個錯誤的人執行，從而火上澆油，將帝國進一步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書，大喜，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胡亥曰：“如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胡亥曰：“如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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