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嫡雖則繁難，然根基卻只有一點：在諸王孫中遴選出真正的賢能之才。只要這一根基立定，其餘的利害關涉自有老秦王殺伐決斷。但是，恰恰是遴選賢能這件事最難做，否則，老秦王也不會讓一個統政丞相拋開政務來做此事。就實而論，此事難在三處：其一，以何尺度取賢？也就是說，以何家學問為基準查勘考校？戰國之世，百家爭鳴流派紛呈，除了專攻經濟民生（如農家水家工家醫家等）與玄奧之學（如星相家堪輿家陰陽家易家名家等）的諸多流派，其餘“顯學”幾乎家家都是治世經國之學，其中最顯赫者便有法、儒、墨、道與王道之學，時人號為“經緯五學”。雖說秦為法治之國，法家之學居地位顯赫，但以戰國求賢之道，卻從來無分學派軒輊。當年秦孝公的《求賢令》便是正規化，只求“能出奇計而強秦者”，而絕不限定學派。自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用人之道更趨明朗——只要恪守秦法，無論所持何學！當年的甘茂、魏冄是雜家，而今的蔡澤是計然家，都不是法家，卻都做了丞相。惟其如此，你便不能限定某家某派之學為王孫考校之依據，但是，又不能沒有一個學問標尺，這便是第一難。

其二，騎射劍術與軍旅之能者算不算賢才？對於君王，若是嫡子自然繼承，或某種無可變易之大勢所既定，不學無術而又異常傑出的馬上國君大有人在，自不存在此等難事。然則，此處要害恰恰是太子無嫡子，要在諸多王孫中遴選，這個難題便立即凸顯出來。秦國激勵耕戰，朝野無不尚武，誰能說騎射軍旅之能不是幹才？偏偏是士倉打破了這個禁忌，直然上書老秦王，斷言范雎初選的嬴傒“不堪國君之才”。老秦王決意重選，實際上便是肯定了士倉主張。但是，老秦王畢竟沒有明詔，更沒有將嬴傒排除在備選者之外，這便成了一個實在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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