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的馬上征戰，秦國的權力機構從來都很簡單。早秦部族時期，是直接的軍政合一。一個最高頭領加左右兩個庶長，便是全部最高權力。立國之後雖然官署多了些，但與東方大國相比，依然帶有濃厚的簡單化與籠統化。即或在春秋最強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時期，秦國的官制也沒有擺脫傳統的軍政合一，權力結構的劃分依然很是簡單籠統。在這一點上，秦國與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個聖人級的領袖，這就是周文王。他對發達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攏吸收，使周部族在作為殷商西部諸侯的時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與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權保持著大體上的同一性。沒有這樣的基礎，就沒有後來另一個聖人級領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禮》的可能。也就是說，周部族在諸侯國時期，已經做到了與中原發達文明保持大體同步，已經完成了國家權力結構方面的基礎準備。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沒有湧現建立基礎文明的聖人，所以在成為諸侯國三百年後，依然保留著簡單落後的官制，保留著落後的治國方式。

整個春秋時期，秦國的官制很簡單，名稱也很怪誕，這一點與楚國大體相當。國君稱為“伯”，實際上是“霸”的意思。執政大臣稱為“庶長”，先後曾經有過大庶長、左庶長、右庶長等不同設定。掌軍事的大臣為“威壘”與“帥”。掌國君護衛的將軍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將百里奚的官職定為“相”，大約因為百里奚是東方士子而用了一個東方執政大臣的名稱。從此以後，“相”這個職位在秦國一直沒有出現過，直到秦孝公時期，執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長。秦獻公時期，有了“大夫”的設定，但職勸依舊很模糊。譬如甘龍是上大夫主政，同時又有一個執政的左庶長，事權自然就多有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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