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龐在《革命心理學》中說，“儘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純粹理性的，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除非理性轉化為情感，否則革命醞釀過程中的理性不會對大眾有什麼影響”，“例如在法國大革命中，哲學家利用理性邏輯來指責舊制度的弊端，激發人們改革的願望，神秘主義邏輯依靠一個社團，根據某種原則來發展其會員，激發人們的信仰；情感邏輯則釋放了人們多少個世代以來一直受到禁錮的熱情，並導致最惡劣的放縱”；

為證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對旗人的殺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有意隱去，但歷史終究是歷史，革命也具有多樣性，它不可能像處丨女丨一樣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滿城的地方，都出現過濫殺的情況，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異。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辛亥年悲劇發生時還是有很多漢人設法去保護那些無辜旗人的，如武昌計程車紳要求軍政府禁止士兵進入民宅搜尋旗人，一些西安倖存的旗人也在事後回憶稱為漢人老百姓所救。在鮮血與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終究要高於那些莫名的革命衝動與無邏輯的理念。

客觀的說，非理性的“驅逐韃虜”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為此負責，特別是起義醞釀期的“排滿”宣傳，其負面效應極大。武昌起義後，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釋出的佈告中就直截了當的指明:“須知今日滿賊，並非我漢家兒”；“藏匿滿奴者斬”；“能搜獻滿人及接濟軍械、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者，均有賞”。陝西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張鍅也在《辛亥西安東征舉義日記》中說：“西安革命黨人起義後，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槍數百響，到處宣言此舉排滿，與我漢人商民無關，爾等勿驚。識者門口備茶水，貼興漢滅旗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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