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教授微微搖頭，說道：“書籍的修校本一定比初刻本更精確的說法，被當作一種常識了，其實不一定正確。我之前就說過，歷史是統治者的歷史，是強者的歷史，是為了統治的目的才修史，這是文化與政治的矛盾，進一步說是客觀真實與實際需要的矛盾。就拿《籌海圖編》來說，明清兩代五版四修，改來改去，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此書初刻本後，胡宗憲因與朝廷奸黨嚴嵩、嚴世藩父子有舊，以致株連下獄，那麼他以前的主張就很忌諱，他主編的書，其命運可想而知。後來在萬曆初年，胡宗憲死獄一案被平反昭雪，他的子孫們便又抬頭，想來想去，就在《籌海圖編》上大做文章，甚至不擇手段，動手剜改此書各卷下題，成了‘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孫舉人胡燈重校，崑山鄭若曾編次’。這個版本，只提了一下原書作者鄭若曾，將書中大部分有鄭若曾字樣的地方剜改，掠美於胡宗憲。到了天啟四年，胡宗憲曾孫胡維極重刻此書時，索性將此書之作全歸胡氏一門了。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鄭若曾的五世孫鄭起泓受命主持重新刊刻此書時，才又還美於鄭若曾，澄清了胡宗憲後人造成的混亂。”

“請問教授，那麼在康熙刻本中，是否加入了鄭若曾後人重新考證的內容？”蕭邦問。

“當然有，”教授說，“康熙刻本即為現在比較流行的大成本，其間不但有原作者鄭若曾初稿後的修訂內容，也有後世子孫考證的內容。鄭若曾在編撰完此書後，胡宗憲曾力保他入仕，但鄭若曾以前科舉失意，對官場看得很淡，便歸隱鄉里，潛心學問。那麼，他肯定對《籌海圖編》進行過系統考證，只是胡宗憲一倒，他沒有機會再刊出修校本，而將資料留給了後人。他的後人鄭起泓受清廷委託，重修此書，雖然也是以嘉靖初刻本為藍本，但其時海防形勢有變，鄭起泓還是作了一些更符合時代實際的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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