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充滿了悖論。我們的創造力越來越巨大，卻在精神的層面不會改變和提升什麼。似乎我們都能主宰浩渺的太空，卻把握不了自己無常的命運。在如此富足和物質充盈中，我們卻如此貧困無依。在到處人滿為患的氛圍中，談起田園，談起理解，談起道義，談起美德，談起純粹的精神享受，總是讓我們心中湧升起某種不懷好意的惡意。

無論我們讀了萬卷書，無論我們行了千萬裡，精神的偏狹，都決定了我們依舊是井底之蛙。面對一個日新月異的深奧的、無法揣測的世界，在我們的唧唧喳喳的吵鬧聲中，在我們大呼小叫的暗自竊喜中，如何擺脫樊籠進入純粹的自由，似乎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可能性。

很多文人大嗓門，叫囂“金錢買不來幸福”。其實，他們只是不知道去哪裡購買幸福而已。

我們的人生，恰似漂浮在一個無比巨大的池塘之中，我們既是水滴，也是空氣，融入，就是幸福感的來源。誇耀性的物質消費所帶來的快感，與真正的幸福感，還是大相徑庭的。

在“群眾”的聲音引導生活潮流的時代，精神，總因散漫而消亡，所有的高貴的知識，都被商人們處理到某種平均的智力水平，這一切都是源於為了賣錢的衝動，從而使得文化變得日益淺薄和普遍的降格，進而導致我們的價值觀普遍貶值。

事情發展下去，所有的一切，恰恰應了雅斯貝斯的論斷：

“人們迅速厭倦於他們已經聽說的東西，所以不停息地獵奇求新，因為沒有其他東西能夠激發他們的想像。凡是新奇的東西，都被當作人們正在尋求的最重要的知識而備受歡迎，但隨即又被放棄，因為人們所需要的，都只是一時的轟動。渴求新奇的人，充分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新世紀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歷史不再被考慮的世界裡，因此他老是不斷地空談‘新事物’，好像‘新事物’就因為其新就必定是有效的。他談論‘新思想’、‘新的生活觀念’、‘新體育’、‘新的客觀性’、‘新經濟學’，等等，等等。任何東西，只要是‘新的’，必定具備肯定的價值；如果不是新的，便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

作為“消費品”的文化

――精英主義的消亡與大眾趣味的變更

作為知識分子，哪怕是“貼牌”的知識分子，如果關閉熙攘吵鬧的電視機，在寂靜的暗夜中靜下心神，反思當下，肯定會發現：

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真是個難以理解的社會！

粗俗、下流、有趣，已經全然是我們大眾文化口味的三要素。先前的那些一切與高尚、正義、崇高等相關的形容詞，都已經悄然貶值。褻神瀆聖，成為最大的一種時髦。

讓人無比悵然的是，延亙了數十個世紀的道德感和價值觀，多數成為過時的、枯萎的植物，它們在喧囂的聲浪中，被孟浪的文化人和群氓大眾連根拔起，胡亂地載入迷宮般的、虛擬的土壤之中。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反諷著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預言：

“對於一切低俗、露骨、粗野、貪婪、奴性的享受方式之否定，是神聖的文化領域之構成要件，同時也意味著對於懂得享受莊嚴、優雅、無私、高貴的人之肯定— —其價值是那些俗人永遠也無法體會的。

這就是為什麼藝術與文化消費總是有意識而且刻意或非刻意地在執行一種功能——把社會差異正當化。”

●那些想當“大師”的文化人

記得春天的某個早晨，因為要坐早班機出差，一向有出差緊張神經官能症的我，醒得比雞還早，昏昏沉沉地坐在沙發上等著天亮。

浪費時間和虛度年華，最有效的手段是看電視，我擰開了這種任時光無限消磨的機器。

噩夢一般，電視臺在播放餘秋雨的“秋雨時分”――餘教授正襟危坐，依舊是那副道貌岸然的、凜然不可犯的神情，依舊是天下蒼生盡被憐憫的笑容，面對眼前圍坐一圈的一幫美麗如花、天真有邪的名牌大學女生，他正口若懸河地講述著北魏孝武帝改革的宏大歷史敘事。

很顯然，百家講壇老教授們的“學術超男”的火熱勢頭讓餘教授窩心上火，於是丟開他最拿手的文丨革丨式激情昂憤的散文，開始到電視上來鋪陳歷史了。

人，不能沒自信，但也怕太自信。過於自信的人，往往有掙脫地球引力飄飄上天的良好感覺。其實，對於一向巧言令色的餘教授來講，歷史，是他的一個死穴和軟肋。試想，你僅僅寫了幾本汪洋恣肆的文化散文，就能犯把“致仕”當成“當官”來解讀那樣的低階錯誤，愣能讓金老先生弄出整整一本《石破天開逗秋雨》的書來給你挑硬傷。文章、學識如此傷痕累累，依理說，你應該暫時偃旗息鼓，惡補一下歷史才對啊。

不！你不！越是艱險越向前，死不懺悔的餘教授，你不僅沒有安靜下來補習歷史，在夾槍帶棒地譏諷那些對你提出善意批評的人是你的先前“政治”對手的同時，不甘寂寞地頻頻露臉，常常在類似“秋雨時分”這樣的電視節目中重新抖落才學，賣弄悲天憫人。為了顯示博學，為了讓人覺得自己莫測高深，你總是用書面語來翩翩講述本來就倨屈聱牙的歷史。

看著電視螢幕上那張霧氣騰騰的油臉，我滿懷惡意地想聽聽餘教授的高見。結果，我只是聽到了系列的大詞鋪陳。對於北魏的歷史，餘教授支支吾吾，語焉不詳，估計他連馮太后是孝文帝的奶奶而不是他媽這樣的歷史事實肯定都不知道。

懷著慣有的傲慢和驕橫，他大講特批漢人知識分子的“民族沙文主義”。媽的，餘教授啊，在那個南北朝時代，是北方漢人生活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連士族高門都要依附胡族政權才能生存，哪裡還談得上“漢族沙文主義”啊。

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忽然發現，這位大名鼎鼎的餘教授，其實連古漢語的斷句都不懂――在講述這段歷史文字，他講了段這樣的故事：孝文帝漢化改革後，孝文帝到了一個城市，（其實是離開鄴城 今邯鄲 後回洛陽），他在街上看見一個婦女坐在車中，作鮮卑打扮，就讓人去喚那個城市的“小皇帝”過來（餘教授真逗，北魏的城市還有“小皇帝”），問他為什麼改革措施沒有落實下去……

這個故事呢，確有其事，講的不錯，原本是為了說明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的堅決態度。

但是，餘大教授所說的被孝文帝喚來責問的那個“城市”的“小皇帝”，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家裡有兩套帶注視的、全本的中華書局出版的《資治通鑑》，於是我翻到第142卷，發現有這樣的句子：

“魏主（孝文帝）謂任城王（元）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王），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元）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也就是說，在餘教授匆忙的、蜻蜓點水似的、自以為是的電視演講“備課”過程中，可能還真翻了幾翻古漢語的原文，但他竟然把“任城王”這個名詞都理解錯了，就這三個字，他囫圇吞棗地理解成為是某個人“擔任”一個城市的“王”（即他所說的“城市”的小“皇帝”），如此錯誤，看似不大，卻徹頭徹尾暴露了餘教授連基本閱讀古代典籍斷句的功夫都不具備，真真讓人齒冷，同時讓人心寒――這位“大師”，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名人啊！

本來睡眼惺忪的我，怒火中燒，當時我真想撲入電視，把餘教授拉出來，扇他兩個大耳光，而且還要語重心長地怒斥他：“你寫文章丟臉，還有個閱讀的延遲性，還可以自己再寫文章抵賴、反駁、辯解。但是，連簡單粗疏的文案工作都如此馬虎，看了幾眼歷史書，連歷史原文的斷句都不會，囫圇吞棗，簡單的消化都沒有，就匆匆上臺，在電視上丟人現眼，有影有音，證據確鑿，直接地授人以柄，太掉教授的份兒！”

當然，餘教授一向是很強硬的，他從來不認錯，哪怕白紙黑字，哪怕黑影白屏，這位自詡為中國第一文化學者的精英，從來都是利齒鋼牙。我覺得，餘教授肯定讀過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一段話語，自以為是的覺得知道如何駕馭讀者：

“（群眾或讀者），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的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尚自由……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它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

過了幾個月，我看到學者王曉漁的部落格，這樣寫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