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寧宮發生火災，楊廷和等人上言，認為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動，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時間他不敢再有進一步舉動，便下詔稱明孝宗為“皇考”，明孝宗皇帝張氏為“聖母”，並稱興獻帝、興獻後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剛剛朝廷消停了幾日，巡撫湖廣的都御史席書上疏勸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際把興獻帝定為“皇考興獻帝”，在大內別立一廟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禮。至於嘉靖帝生母蔣氏，也不應再以“興獻”二字加之，應稱“皇母某後”；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表，力勸嘉靖帝“當繼統而不繼嗣”，改稱明孝宗為“皇伯”，稱生父興獻帝為“皇考”。

二人疏上，楊廷和等人阻之不報，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見，不顧群臣反對，在安陸的興獻帝廟祭祀時行用太廟一樣的“八佾”大禮。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二人經過謀劃，又上疏再言“大禮”，同時，他們附送先前未達嘉靖皇帝御覽的席書和方獻夫二人疏奏作為“聲援”：

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幹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竊念皇上在興國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範純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稱皇）考（於）興獻帝，母興國太后（以生母為本生母），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並錄二臣疏以聞。

一番“忠勇忘身”醜表功，句句打動嘉靖帝心扉。他覽之大喜，大言：“此事關係天理綱常，文武大臣集議之！”

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決心，且坐帝位已穩，嘉靖帝罷免了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大學士楊廷和。在此種情勢下，仍有禮部尚書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獨署或聯署八十多篇奏章，請求嘉靖帝依部議行事。反觀張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個人聲氣相同。

嘉靖帝很惱怒，忍了數日。不久，楚王朱榮誠等人及錦衣衛千戶聶能遷等人想討賞討官，上書附和張璁。嘉靖帝感覺到了這股“支援”力量，下詔調桂萼、張璁二人由南京來北京。

時值嘉靖帝生母蔣氏生日，嘉靖帝大擺宮宴，命婦們紛紛上箋祝賀。只過了幾天，又遇明武宗生母張氏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婦入宮朝賀。此舉引起在朝官員不平，紛紛上疏進諫，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詔獄拷訊。

張太后為人其實很賢德厚道，在嘉靖帝入宮初期，她完全有能力與閣臣一起下詔廢掉這個侄子。此外，她為人又不會來事，對待以外藩王妃入宮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別客氣，引起當今皇帝小爺的懷恨。日後，張太后弟弟張延齡被人告發不法之事，坐法當死，張太后敝襦席藁作姿態向侄子皇帝請求饒弟弟一命，遭到嚴辭拒絕。不僅如此，嘉靖帝還把太后的另一個弟弟張鶴齡也逮入詔獄刑訊致死。張太后驚恐過多，不久暴崩。嘉靖帝復下旨殺她活著的弟弟張延齡。

由此，可以見出嘉靖帝此人本性極差。向使當初張太后反對他入統，皇帝這位子絕非他能坐上。

四月間，嘉靖帝下令，稱生父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其生母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為此，禮部尚書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讓他平白“致仕”，切責後罷其官職。

由南京而來的張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見到詔書後，又起新點子，認為詔書內有“本生”的字眼是禮部官員陰謀，佯為親尊，實則疏遠，應該直接稱嘉靖帝生父為“皇考”，前面不宜帶“本生”二字的帽子。

嘉靖帝認為他們說得很對，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

廷中眾臣聞言，深惡桂、張兩人小人多事，紛紛揚言說二人入北京後要殺掉他們。

這兩個書生聞言，入北京後就裝病，不敢出門，怕被群臣當眾毆打。

吏部尚書喬宇、楊慎（大學士楊廷和之子）等人紛紛上言，勸嘉靖帝罷免張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說”，結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張、桂二人為翰林學士，切責喬宇、楊慎等人。

張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職後，益加肆無忌憚，忙不迭上疏言“大禮”，有十三條之多，均為嘉靖帝採納，並命禮部官員施行。

激於義憤，楊慎在下朝後對群臣講：“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大家紛紛響應，幾百人一齊跪在左順門，還有不少人邊大哭邊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聲達內殿。

從早上直到中午，嘉靖帝幾次傳諭退出，眾人卻一直跪伏不起。

這一來，嘉靖帝暴怒，命司禮監宦官把哭宮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記上，然後命錦衣衛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獄，其餘八十六人待罪。拷訊之後，下令杖罰五品以下官員，編修王相等十七個人被活活打死，並把修撰楊慎、吏部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人謫貶遠荒之地。

十月，嘉靖帝下詔改稱明孝宗為“皇伯考”，布詔天下，還準備把他生父興獻帝的靈寢遷入北京，有官員勸說“帝魄不可輕動”，這才沒有搬動死人入京。

可嘆的是，楊慎當時三十出頭正當年，此人濁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狀元郎，中舉時年僅二十四歲。由於帶領群臣哭宮，他被杖打後，又由嘉靖帝下旨貶往雲南永昌衛。偏偏倒黴的是，楊公子趕上這位嘉靖皇帝壽數長，在位四十多年，瘴山霧水淒涼地，三十六年棄置身。楊爺這一流就是幾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於貶所。

這位十一歲即能詩的大才子，一生創作詩歌二千多首，並著有詩歌評論名著《升庵詩話》。古稀之年，本來回家探親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時日，楊爺竟被“勞改局”官員派人強押回雲南，悽愴之餘，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鬱悶不已，病死異鄉。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宮內為其生父“興獻帝”立“世廟”，迎其神位於觀德殿。此時，群臣因高壓反對意見日稀，紛紛表賀，並獻《世廟樂章》。又過了三年，《明倫大典》撰成。

始作俑者張璁被封為謹身殿大學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平時奮鬥幾十年才能當上首輔，由於他首議“大禮”，六七年功夫就躥至權力的頂端。

“大禮議”之爭，如果書生氣地講，實則是當時居主導地位的程朱理學正統派與王陽明“新學”之間的較量。

以楊廷和、楊慎父子所代表的舊臣集團以程朱道學為宗，強調“義理”，而王陽明學派主張“天理”，應向“人心”和“人情”傾斜，把“理”拉向“氣”。但從當時實際來講，舊臣一派雖然理論僵化並有不近人情之處，但多正人君子，非為謀己謀身；張璁一派雖近“情”，但多是見利忘義貪圖官爵的小人（王陽明當時還活著，張璁一派的席書、方獻夫等人均是他的學生輩，但王先生深知官場險惡，並未對“大禮議”明確表態）。

就事論事，張璁在“大禮議”問題上起了一個壞頭。但這個人日後表現多有善舉，剛明果敢，廉潔自律，罷休天下各地鎮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貴族豪強隱匿的土地，拒腐反貪，幹過不少好事。所以說，歷史上的個人，極難以“好”“壞”加以絕對性區分。

而且，張璁當時舉人出身，總讓人誤覺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實老哥們時年已經快五十歲了，是個七考不中的倒黴蛋。日暮途窮，潦倒的中年知識分子投機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與他臭味相投一同鑽營的桂萼，也是官場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見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燒，很想搏一把以出人頭地。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張璁為人善鑽營，日後又覺自己名字中的“璁”與皇帝名字“厚熜”犯諱，主動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欽賜其名為“孚敬”，字茂恭，所以，讀明朝史有時看到張孚敬，其實那個人就是張璁。

交待了“大禮議”，就該講嚴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