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元朝詔敕也有不少漢文吏牘體。這些檔案對蒙古語法結構、詞序等進行了調整，使譯文大體符合漢語習慣，但也不乏白話俗語。除了特別重要的詔書外，一般檔案風格與前朝那些大文豪詞臣所作駢四儷六、堆砌典故的詔書大相徑庭。

當然，漢族文人對於蒙古的“俚語”詔書也有諷刺。蒙古詔書皇帝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等蒙文直譯體套語用得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創作一副春聯：“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發。還好，元朝不像滿清，動輒因文字砍人腦袋，老黃在文字中拿皇帝“找樂”，只把他免職而已。

泰定帝的詔書寫成如此模樣，大概是因為他在漠北倉促即位，身邊缺乏擅長文章的漢族詞臣，寫不出華麗的文言詔書，只能用蒙古語起草，再被直譯為漢文，草草了事。

畫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時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奴才文人們將此詔用文言重寫，真真費事不討好，還不如原先看似蹩腳的蒙古漢文直譯來的痛快。

泰定帝繼承帝位後，先任命給自己送璽綬帶的也先鐵木兒為中書右丞相，讓阿難答兒子月魯鐵木兒襲封其被殺父親安西王王爵，任命“功臣”鐵失為知樞密院事（國防部長），同時任命自己王府中的心腹倒剌沙為中書平章政事，把倒剌沙的哥哥馬某沙也弄一個同鐵失一樣的官職，巧妙地把樞密院實權把握於自己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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