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方面，由於宋朝諸帝皆留意文翰，貴族士大夫亦步亦趨，繪畫、書法方面人才濟濟，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北宋連銅錢上的鑄字原體也由皇帝親自書寫）。拋開細膩華貴的“院體畫家”不講，蘇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畫”，使豪爽、性靈的“尚意”審美意境貫穿以後數個朝代，長盛不衰。在這種藝術風氣影響下，宋代在制瓷、建築、雕塑、舞蹈、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皆達至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此，陳寅恪不無感慨：“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科技方面，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其中竟有三項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培根在《新工具書》中這樣寫道：“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與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影響。”自然，在農業、數學、天文、航海、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發明和創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讓，一部《夢溪筆談》，不經意間已記述了數項獨佔鰲頭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進一步以皇權為中心加強中央統治集權，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權。而後，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舉考試、官員銓選以及監察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最開明的時代。因此，南北兩宋三百多年，先前與其後各個王朝屢見不鮮的女禍、宦禍、外戚之禍、藩鎮之禍、權臣篡逆之禍、流賊覆國之禍，在宋代基本杜絕。即使在皇權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認天下“道理最大”，而並非口口聲聲“朕即國家”。外朝官員能夠以“祖宗家法”的名義限制皇權，大體可按規矩依程式辦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攢至數十封一併退還不辦（杜衍與宋孝宗），最終，皇帝不僅不惱，反誇獎對方“卿等如此守法極好”。這種君臣溫情，在漢唐明清那些所謂的大一統、大有為君王的統治期間是全然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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