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真是個英俊的男孩兒，連生氣的時候都讓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褲兜裡，看著他笑，“安德烈，你真象個孩子。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近墨者黑，總有一天，你會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望著我，“也許你說得對，警局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了，人總要活下去。”

他說的是實情。一個丨警丨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納（烏克蘭貨幣），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烏克蘭，經濟已經開始復甦，但平均收入仍低於國內，物價卻比國內高出一倍有餘。進入天寒地凍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貴得讓人乍舌，西紅柿每公斤接近八個美金，黃瓜則超過十二個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費，也只能偶爾打打牙祭，而當地人的餐桌上，僅有土豆、洋蔥和胡蘿蔔，吃到人反胃。

我聳聳肩，學著瓦西里的口氣說：“算了，安德烈同志，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跟我走，我請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興。我走過去接受他的擁抱，然後把手臂穿進他的臂彎。

來烏克蘭四個月，對斯拉夫民族表示親熱的方式，我從最初的惶恐已經逐漸適應，但和男性實施起來還是不大自然。不過在安德烈面前，我總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輕佻，也許是他太實在，很容易就讓人消除戒心。

酒館裡人聲嘈雜，擠滿了口沫飛濺的當地居民。安德烈護著我穿過櫃檯前的人群，在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裡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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