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我的局長的日子,每一回在絕望中想他,想到不能自制,我就會在一陣瘋狂地**中尋求肉體的渲洩,在想象著他的擁抱、他的親吻中一次次達到高丨潮丨。因為不值班的時候,睡在集體宿舍,旁邊都是熟睡的工友,我只能禁涸自己,強忍著青春的騷動。只有到了在倉庫值班的時候,才敢一個人偷偷地在倉庫的某一個陰暗的角落,體驗著一種罪惡感中的快樂。但過後仍得小心翼翼地擦去那些地上的,床上的斑斑汙跡,深怕第二天有人會發覺。 出門的那天,我懷裡掖著一千元現金。初到冠華廠時,買了一些日用品,再添置了兩套衣服,還剩下七百三十幾元。我只留了個零頭,將七百元交給姐姐保管了。在廠裡上了一個多月的班,終於盼星星盼月亮地領到了第一次薪水。回到宿舍,把錢平鋪在小床上,望著這用汗水和淚水換來的五百多元,我心裡止不住隱隱地發痛,這種生活是我在郵電局上班時能想象的嗎?要是我的大饅頭,他知道我現在所吃的苦,他會怎麼樣想?這樣的漂泊,這樣的放逐自己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城,為的是什麼,是為愛而出逃嗎,逃得有價值嗎?把三百元交到姐姐手裡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買了兩張電話卡。其實姐夫也有手機的,可我不願意用他的手機來打長途電話,更怕招來他們無休無止的盤問。在幾聲“嘟嘟”聲過後,在我滿心期待和按捺不住的狂亂之後,電話通了,一個我在痛苦中期待了幾個世紀的聲音響起了,五年了,我恨他,這個冷血的老傢伙,他奪去了我所有的愛,卻裝作視而不見!“喂,請問哪位,你找誰啊?”因為是夜裡十點多了,我打的是他家的電話,仍然可以聽到旁邊的晚間新聞的聲音,可是在他的一連串詢問聲中,我啞口無言,一句也說不出來。是啊,我說什麼呢?說我後悔停薪留職出來,說我想他,我愛他嗎?在長長的失落中,我什麼聲音都沒出,結束通話了電話。 仍是靜靜地回到冷清的倉庫裡,對著那堆五顏六色的原料發呆,夜裡,偶爾撲過來一兩隻粉色的飛蛾,在電燈下短暫的盤旋,和這落寂的靈魂作伴。然而它們的生命太短暫,總是義無反顧地撲向熾熱的燈,將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灰飛煙滅,也不願意陪陪在角落裡無助的奕帆。就這樣,我在冠華手袋廠裡如兩千多盲流的一員,渺小得如只螻蟻,似乎也在不停地為腹中食而忙碌奔波了。半年過去了,我和周圍的工友漸漸地熟悉了,偶爾在發薪水過後,也和他們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聲和酒精的作用中麻丨醉丨自己。廣東人稱發薪水為“出糧”,我們就將這種酒局稱為“出糧慶祝日”。每一次慶祝日,奕帆總是喝得最多,話也最多,卻也醉得最厲害的一個人。第二天酒醒後,免不了又讓姐姐長篇大論地嘮叨一番。時日一長,大家都認識了這個從福建來的憂鬱的大學生了,都在納悶我為什麼會拋下穩定的工作,跑來這種廠裡瞎混。有的工友建議我應該到寫字樓那邊找總管談談,看能否換個輕鬆的工作,然而在私企裡,想有一番作為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般得和老闆沾點親戚,方可順當地施展自己的才華,而這個廠的大老闆根本和帆帆八輩子打不著一門親。因此,我還得呆在倉庫裡,燻著染料的氣味繼續想著我的大饅頭。 直到有一天,從東芫那裡進了一批原料,但型號和色澤都和我們要求的不一樣,可是車間並不知道,已經生產了幾大件成品了,寫字樓的小姐下來驗貨,發現後報告到了辦公室。廠裡的總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親自追查是誰的責任。也就是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了廠裡的總管。這個總管叫榮欽發,也是來自閩南,有著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著從農村出來的莊稼漢子魁梧的身段,大約一米七多的個子,黝黑的面板,胖胖的四方臉因為營養過剩而讓人覺得油馬上就要流出來一樣。他大概和我的局長上下年齡吧,如果將我的局長稱為大饅頭,我們的榮總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據說他是大老闆的內弟,幾年前由老闆娘親自提攜過來的,為人還算正直,就是脾氣挺大,整天就喜歡教訓人,寫字樓的小姐都很怕他。平時大老闆在香港,難得過來一趟,廠裡的一切都由榮總管負責,他也是唯一一個工資超過五千元的高階行政人員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遠處隱約碰上幾次,卻根本沒什麼印象。這一天,他帶著兩個寫字樓的小姐親自到倉庫來驗貨,來到了我負責的這一片。在聽我彙報完進貨的經過後,榮總管抬起了眼皮,將視線從寫字樓小姐身上移開,仔細地瞄了我一眼,就是這一眼,我霎那間讀懂了一些什麼。這個廠裡連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時間過去了,我還沒有對哪個人這種異樣的感覺。只是一個眼神,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了。我的賬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聽完我滔滔不絕的彙報後,榮總很滿意,用他難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讚美之詞誇了我一下,臨走之時,意味深長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閃著什麼樣的念頭,只令我忽然間不寒而慄。 世紀末的腳步降臨了,這一年,中國人迎來了舉國歡慶的大好節日,香港,這個上百年被列強奪去的棄兒重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七月一日,廠裡破例全體放假一天,吝嗇的大老闆甚至給每個工人發放了五十元的過節費。當夜,奕帆正在姐姐屋裡吃四川工友送來的餛飩的時候,姐夫從高階管理人員的加餐宴回來,帶來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訊息。榮總讓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倉庫上班了,直接到辦公室報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給我。還讓我自己到丹竹頭報名學電腦,學費由廠方給報銷,把電腦初級操作學會以後備用。而從明天開始,我再也不用擠在十人一間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這幢樓上一層,自己獨立一個單間。宣佈完訊息後,姐姐姐夫都高興極了,說是我時來運轉了。姐夫特地開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開啟組合音響,我們一家三口喝著酒,大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之類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們喊破喉嚨般地嘶吼中,我卻是一邊興奮地附和,一邊滿腹狐疑。那一天在倉庫,榮總臨走時遞過來的眼光,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四樓的辦公室,光線充足,茶色玻璃後的陽光和熙溫馨,潔白髮亮的牆,舒適柔軟的高檔沙發,桌前甚至有一束剛剛插上去的黃玫瑰。雖然還是和兩個秘書小姐共用一間辦公室,可是這般幽雅的環境,哪是在倉庫裡可同日而語的。我初進這個辦公室,撲面而來的就是一股還不習慣的冷氣味,一時間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後就要在這裡上班了。這個寫字樓的人員其實也不多,除榮總管外,也就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負責接線兼花瓶的角色。還有兩個管賬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歲的,在國營企業叫會計,可在這裡就相當於榮總的副手,估計也是什麼親戚之類的。在私營廠,因為不相信外人加上貪圖省錢,管理層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華廠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個車間主任的職務罷了,雖然吃的是辦公室人員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資卻比榮總他們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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