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呆了三天，我們準備返回了，順路來到了湄州灣。在那裡，我們一起瞻仰了媽祖的金身，又大吃了一頓海鮮。可我自從在福州受涼後，整個人就一直沒有精神，看著他們大口大口地吃著海蠣煎，咬著螃蟹，我卻是什麼都吃不下。甚至到莆田市區，他們在吃那種有名的“草包飯”，那也是我向往已久的一種仙遊縣的風味，我卻一口也咽不下去。回到單位，我就病倒了，連著十幾日發著高燒，精神恍惚，整日躺在床上，根本上不了班。同是一樣掉水裡，我的局長卻一點事兒都沒有，相比之下體質比我好得多了。後來我一直是迷迷糊糊的，單位只好把我送進了醫院，又通知我的父母親來照料我。約半個月後，我才出院回家。過後聽我媽說，我在那段日子，一直髮高燒，神志不清，還老是叫著“局長”、“饅頭”之類的話，搞得羅局長都一頭霧水，直問我母親說這孩子是不是小時候鬧饑荒給餓壞了，或者是饅頭沒吃夠怎麼地？媽媽問起這事也是一臉疑竇，我卻再也忍不住“撲哧”地笑了起來。病假回來上班了，卻因為福州的經歷，我一時成了大家爆笑的佐料。每逢同事不無揶揄地提起這事兒，我只能裝出一副純潔無辜的樣子，如一隻受傷的小鹿，心裡卻暗自一遍遍溫習那幾日夢魘般的生活。時間又被呆板的工作拉長了，我仍是百無聊籟地窩在陰森森的郵電局機房裡面，只有偶爾翻起在福州我和大饅頭的合照才有忘情的片刻。 羅局長仍是我們的局長，工作上的關係似乎沒有什麼變化，有時叫我到辦公室訓訓話，或者來機房佈置一下任務。在私底下，卻因了這件事情，和我的關係拉近了許多，隔三岔五地就讓陳阿姨來叫我到他們家吃飯。羅局長在我們單位宿舍裡面其實就他們兩口子，他和阿姨組成家庭後，各自有兩個孩子，其中兩個大女兒都出嫁了，三女兒在縣城的單位上班，只有陳阿姨帶過來的小兒子還在唸高中，卻是在學校住宿，一個月才回來一兩次。陳阿姨是閩東地區那邊的人，平時比較喜歡吃海鮮，因此每回我來吃飯就能享受到好幾種新鮮可口的海產，幾回下來我也學會烹飪了這些東西，有時候陳阿姨沒有上班我便主動下廚去幫幫手，局長還誇我的技術不比阿姨遜色呢。那一年，羅局長的大女兒隨他的女婿到了香港，經常捎回一些泊來的小東西。局長不時會拿一兩件香港帶過來有點檔次的衣服送給我，說他和他小兒子都不合適穿，扔掉太可惜了，可我看得出這是他故意叫他女兒買回來的，因為衣服的尺寸總是和我的完全吻合。他們對我這麼關心，如待自己兒子，反而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矛盾與掙扎之中。如果我的大饅頭只是把我當作兒子看待，那麼我怎麼能褻瀆這份真摯的情感呢？畢竟不到二十歲，單純的我一時不知道如何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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