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八十年代後特別是近年來，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的分析視角日趨複雜。有人強調各文明間的互相影響和互動對西方社會興起的影響，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構成以及新大陸的發現與"西方興起"的關係，有人把西方社會最終的"興起" 歸結於關鍵性技術的突破，有人甚至從不同社會女性的地位來找"西方興起" 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沒有超過以蒂利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當然，這並不是說蒂利的工作沒有明顯的弱點。從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稱之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化的韋伯主義者。與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僅僅強調了經濟（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強調了政治力量（國家）和軍事力量對於社會發展中的獨立影響。但是，蒂利輕視了涂爾幹，因此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觀的社會結構因素與微觀的結構性社會情感加以很好地結合。更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韋伯式分析方法的一個核心，即注重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宗教等文化層面的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由於對於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宗教在社會中作用的忽視，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釋範圍侷限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從而忽略了"現代化"的其它方方面面，特別是工具理性的擴張，政教分離和脫魅時代的到來、以及工業化、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社會的來臨。比如，就基督教而言，它在歐洲的存在和變化至少會給現代社會的到來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帶來以下五個被蒂利忽視了的重要影響：第一，歐洲中世紀的所謂"黑暗期" 事實上是城市和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在這一時期，歐洲各國的國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來控制／保障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特別是長距離貿易。這時天主教教會勢力及其它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Catholic ecumene）就成了歐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個整合力量，一個歐洲各國政治的關鍵協調者、領導者、甚至是保護者。這個天主教世界促進了有著不同文化習俗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信任及相應長距離貿易的發展。同時，它也為中世紀歐洲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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