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4，（***）“因此國王和大臣們要求監督私人的節約，並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國奢侈品進口的辦法來限制私人開支，這是他們最無恥、最專橫的行為。他們自己始終是並且毫無例外地是社會上最大的浪費者。他們還是好好地注意他們自己的開支吧，私人的開支儘可以讓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們自己的浪費不會使國家破產，那末，他們臣民的浪費也決不會使國家破產”(第2篇第3章，麥克庫洛赫版，第2卷第122頁)

P314，（***）“某些最受尊敬的社會階層的勞動，象家僕的勞動一樣，不生產任何價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物件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員、全體陸海軍，都是非生產勞動者。他們是社會的公僕，靠別人勞動的一部分年產品生活……應當列入這一類的，還有……教土、律師、醫生、各種文人，演員、丑角、音樂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頁)

P314，（*****）這是還具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說的話，那時它還沒有把整個社會、國家等等置於自己支配之下。所有這些卓越的歷來受人尊敬的職業--君主、法官、軍官、教士等等，所有由這些職業產生的各個舊的意識形態階層，所有屬於這些階層的學者、學士、教士……在經濟學上被放在與他們自己的、由資產階級以及有閒財富的代表（土地貴族和有閒資本家)豢養的大批僕從和丑角同樣的地位。他們不過是社會的僕人，就象別人是他們的僕人一樣。他們靠別人勞動的產品生活。因此，他們的人數必須減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國家、教會等等，只有在它們是管理和處理生產的資產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員會這個情況下，才是正當的；這些機構的費用必須縮減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為這些費用本身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這種觀點具有歷史的意義，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見解形成尖銳的對立，在古代，物質生產勞動帶有奴隸制的烙印，這種勞動被看作僅僅是有閒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於中世紀瓦解而產生的專制君主國或貴族君主立憲國的見解形成尖銳的對立，就連盂德斯鴻自己都還拘泥於這種見解，他天真不過地把它表達如下（《論法的精神》第7篇第4章)：“富人不多花費，窮人既要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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