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面對金融危機，在美歐的這些“救市”措施中，“國有化”是這些國家開出的遏制危機的“藥方”。這意味著，全球範圍可能又掀起新的一輪“國有化”浪潮。有些人就此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要搞社會主義了，有的人甚至還認為“目前歐美正在走社會主義化”。您怎看這一問題？

張雷聲：這樣的聲音確實很多。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

第一，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是交替變化的，與此相關，出現的就是國有化浪潮和私有化浪潮的交替變化。這是資產階級國家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一種手法。危機爆發時，為了轉嫁危機的損失實行國有化，而當危機過去，國有化浪潮就可能為私有化浪潮所替代，美歐政府採取的這些“救市”措施實際上就是為了應對危機，是為壟斷資產階級效勞、為壟斷資產階級獲取更大利益服務的。

第二，美歐各國政府的“救市”措施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措施，這些國家干預措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有化”，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所做的一種政策調整。資本主義性質沒有變，也不會變。

記者：許多專家認為，金融危機會給國際金融格局帶來影響，這能否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一個歷史過渡”的又一枚催化劑？

張雷聲：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使改革國際金融制度成為一個重要話題，人們呼籲改革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調控金融全球化。第63屆聯大主席布羅克曼強調，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無法反映出目前世界經濟的全球性和相互依存性，解決目前全球面臨的金融危機的出路就是透過民主程式，建立一套讓所有國家都能夠參與其中的新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認為，現有的全球金融體系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新興經濟體來說是不利的，它們在某些情況下缺乏足夠的決策話語權，因此他建議，今後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決策制度必須在一個具有更廣泛政治合法性的國際機構中完成，而這一機構應該給中等收入國家以及最不發達國家以足夠的話語權，而聯合國正是這樣一個既具有廣泛代表性又具備合法性的國際組織。改革國際金融制度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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