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論證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加之張五常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來到華盛頓大學,諾斯開始注意並接受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他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是制度存在和起作用的前提。交易費用存在的情況下,制度的差別是解釋經濟增長業績懸殊的關鍵性因素。接受科斯、張五常等人思想的同時,諾斯接受他們隱含的判斷:交易費用(作為費用)阻礙了經濟增長。具體而言,在諾斯看來,交易費用耗費掉人們可能從交易中獲取的交易剩餘,阻礙一些獲利性交易的發生,最終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諾斯和其他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看法趨同,他們認為,制度變遷的目的在於節約交易費用,從而提高人們相互交易的效率。於是之,交易費用成為了衡量制度效率的標準。
在諾斯的學術生涯中,我們需要注意到,諾斯首先是一位經濟史學家,然後才是經濟學家。諾斯考察了工業化革命以來經濟生活的變化,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經濟學,尤其是斯密的思想。在1990年著作的第一頁和1995年的著作中都提到了斯密及其《國富論》。我們甚至認為,諾斯的思想可以被視為對斯密思想的深化。諾斯注意到,伴隨著市場的擴大,人們交換的範圍越來越大,“這一進化要求社會創立的制度能允許匿名的、不侷限於某個人的跨越時空的交換。”,隨著交換範圍的擴大,專業化分工在不斷深化。“…… 超越個人的交換對於獲取從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收益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專業化和分工產生了國民財富”。在交易(直接或間接地)帶來國民財富增長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的擴大和分工的深化,交換的次數越來越多,交換的環節越來越多。如同龐巴維克提到的“迂迴生產”一樣,交易也在越來越“迂迴”。毫無疑問,“隨著交換日益複雜,人類變得愈加相互依賴。交易費用不斷地上升。為了獲取交易中的潛在收益,必需建立更加複雜的制度結構。”不同國家和地區“由於文化和本地經驗,建立的制度和信仰體系多種多樣”,最後經濟增長績效自然也多種多樣。諾斯由此解答了不同國家歷史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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