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要注意人們承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其他方面的衝動”的理論之一。人們經常忘記,在馬爾薩斯的理論中,人口對生活資料的壓力基本上是由於他所謂的人自身的再生產的“非理性熱情”造成的,這種理論很難和人是一個精打細算的經濟代理人這種古典觀點相一致。人所熟知,馬爾薩斯承認除了“痛苦和邪惡”這個積極的因素和“道德束縛”這個預防的因素之外,沒有什麼能阻止人口的壓力,其意思就是要推遲結婚並在婚前實行嚴格的禁慾:馬爾薩斯從不指望在婚後會有自願的限制家庭規模。在馬爾薩斯的後來版本的《論人口》中,他承認道德束縛的確成為他那個時代的英國的自動限制因素,這種因素是從人口增長中自己產生出來的;換句話說,相對於每個人都“盡力改善自己的條件”這個同等自然的斯密趨勢,他提出了“生育的自然熱情”(見布勞格,1978年,第74—5頁)。於是,最大的馬爾薩斯困難可以說是引起了這樣的經驗式問題,即已婚的人們當他們考慮應該給這個世界養育多少個小孩時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細算。這樣,很清楚的是,經濟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馬爾薩斯學說的確實性以及和古典經濟學的李嘉圖版本的關鍵問題聯絡了起來。
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還是思諾,都沒有把經濟人的討論同工人選擇工作時非金錢動機的作用聯絡起來,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冊中非凡的第10章裡是把這種動機做為工資決定中的決定性因素的(見布勞格,1978年,第48—50頁)。當我們認識到這些非金錢動機所關係到的並不僅僅是“厭惡勞動,渴望滿足昂貴嗜好的目前享受”,而是包括了甚至在犧牲貨幣收入的情況下,人們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這一事實,包括了要減少不確定收入的變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們就會清楚,要詳細地說明經濟人的強制性動機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難。以現代的語言說,甚至要決定對據說經濟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麼樣的爭論也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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