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受馬歇爾學說中的生物學啟發的因素很快減少、甚至在謝世後被其追隨者消除了。生物學模擬在戰後馬歇爾流派教科書中已不佔突出地位。就連凡勃倫傳統也沒有進一步應用在20世紀20年代後生物學上的發展成果。部分由於在法西斯主義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生物學所宣稱的成果被大量濫用於社會和政治領域，生物學模擬在兩次大戰時期是普遍不受自由派社會科學家歡迎的。

7．4．3戰後生物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復興

戰後生物學方法在經濟學中復興初露端倪是阿爾奇安（Amen Alcian）於1950年為《政治經濟學雜誌》撰文《不確定性、進化與經濟理論》發表“自然淘汰”方法的著名應用之時。真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場圍繞經濟學中應用進化論思想的重大爭議旋即爆發，內中包括了彭羅斯（Penrose）1952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的重要文章《企業理論中的生物學模擬》。此爭議漸息後，生物學方法的探討再度成為冷門，參加者寥寥無幾。

待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這才有又一生物學學派的思想進入經濟學並採取了一種與前不同的形式。這就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貝克爾、赫什利弗（Hirshleifer）和塔洛克等抓住新興的“社會生物學”並視之為對其個人主義假設的證實和對跨越生物學和經濟學兩個領域的普遍“規律”的確認，分別發表了《利他主義、利己主義和遺傳合理性：經濟學與社會生物學》、《從生物學觀點來看的經濟學》和《社會生物學與經濟學》等論文。他們把稀缺性和個體競爭等現象看成是在經濟學和生物學兩個領域相通現象。這種見解是重複了19世紀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提出的許多命題，於是，上述見解的發表清楚表明生物學模擬可以完全不同地應用於社會經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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