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學術訓練得自德國傳統的門格爾卻並非一味地拒斥歷史學派,他同意他們對古典學派的批評,認為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理論“缺乏可信的基礎,即使最初級的經濟學問題也沒有找到滿意的解答”( Hauser ,1988) 。門格爾承認經濟研究中描述的、歷史的方法的必要性,但是他認為,歷史學派將歷史的（注5）研究與理論的研究混為一談,從而阻礙了經濟學的發展。

針對古典學派與歷史學派各自存在的問題,門格爾提出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一次改革,使其成為關於經濟法則的科學。這樣的經濟研究“‘從人類經濟生活的最單純的因素出發’,按照客觀法則、精密地毫無例外的嚴密方法,去尋求抽象出來”,而“精密法則”的基礎因素,是人類的“慾望”;其次是“從自然界直接提供人類的財貨”;再就是“對財產慾望最大可能地被充分滿足的人類的努力”。理論經濟學“只能提供對人類生活的最可靠的最重要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的側面的理解”,對它而言“必要的事情是從人類經濟某一基本的約束出發,去引匯出一種‘精密法則’,這個‘法則’適用於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朱紹文,1999 :155 - 156) 。

將一切經濟生活分解為個人經濟,然後從社會各部分出發來研究社會整體的結構,門格爾認為這才是理論的正確功能。這種個體主義方法論立場顯然與關注作為統一的經濟單位的“國民經濟”的施穆勒存在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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