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則試圖以“有限理性”理論對經濟學理性主義進行某種修正[201]。在《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一書中，西蒙認為，人類理性，較之它作為探索特定的區域性需要和問題的工具而言，遠不足以成為構造和預測世界系統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創造一種包羅一切時代的所有變數的宏大總模型的工具，並揭示了市場“非理性”決策的三個重要的認識論方面原因：（1）在需求函式、成本函式中客觀存在著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2）市場行為者所具備的有關備選方案只能達到不完全資訊狀態，決策問題不可能是最大化優選問題，只能按照當下的滿意尺度來進行；（3）成本函式或其他環境約束極其複雜，致使活動者無力計算最佳行動方案。西蒙指出，20世紀5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已經提出了一種有限理性學說，成為古典的完全理性論的替代理論，不少經濟學家開始重視決策行為偏離最大化的非理性現象，並構成了自己的整合非理性決策的有關理論。如鮑莫爾的滿足最低利潤約束條件的銷量最大化理論，馬里斯以增長速度表述目標的企業模型，萊賓斯坦的“X效率”理論、威廉姆森的交易費用理論，拉德納的尋求滿意的顯示模型，等等。但是，西蒙指出，儘管時代精神的許多方面有利於非理性經濟理論研究的發展方向，歷史卻沒有沿著這種垂直軌道前進，在經濟學界仍存在一股強烈的反行為主義潮流，試圖在方法論上維護新古典理論。尤其是，數學知識和技能在經濟學界迅速傳播，使古典理論發展到了深奧而漂亮的新高度，優美的形式主義追求阻礙了經濟學家們對現實世界粗俗一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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