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看到：布羅代爾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以極為詳盡的歷史敘述奉獻給讀者一個結構性的理論。從書名開始，他給出了三個相互區分的範疇，即物質文明（陳規慣例、日常迴圈的無意識、日常生活）、經濟（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壟斷）。布羅代爾的研究證明交換的不平等不能用經濟法則即市場的規則加以解釋，因為經濟不平等純屬社會不平等的翻版。這一思想的直接體現就是他在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作出的基本區分：市場經濟是聯絡生產和消費的紐帶，而資本主義只關心交換價值；市場經濟以競爭為主宰，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換是平等的，而資本主義則製造和利用其壟斷地位，從而造成交換的不平等。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布羅代爾並沒有直接明確地在他的著作中闡明他的理論立場，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從他的歷史研究中引申出一些相對明確的結論。

關於布羅代爾的三層分析模式的含義，布羅代爾自己作出了說明，收入本書的沃勒斯坦的《反思社會科學：十九世紀正規化的侷限》一文也已經給出了清晰的說明，這裡不再一一重複。但是，為了說明布羅代爾與政治經濟學傳統的關係，仍然有必要扼要地提及幾點：

第一，這一研究質疑了亞當•斯密以降將資本主義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相互重疊的理論方式，並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反市場的制度，它總是趨向於壟斷。市場經濟包含下述幾個特點，即它是透明的和近距離的現實世界、是低額利潤的區域、是不同市場之間水平聯絡的區域，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的特點則是遠距離的和投機的世界、是投資和資本高速形成的領域、是非同尋常的高利潤區域。前者是自由的，後者是壟斷的。換言之，“資本主義則被定義為集中區域，相對高度壟斷的區域，也就是說，它是反市場的。”[47]這一歷史分析瓦解了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神話，從而構成這一自我調節市場的觀念的認識論前提的自我運轉的世俗時間觀念也隨之瓦解了。博蘭尼的同事尼爾(W. C. Neale)論證說，只是在十九、二十世紀才出現了歷史上首例自我調節的經濟，布羅代爾承認存在著變化，但他指出：在此之前市場經濟即已存在，價格波動更是自古以來的現象。因此，十九世紀發生的變化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的誕生，毋寧是市場經濟的特定形式的出現。從總的理論視野來看，布羅代爾根本上否認在歷史中存在著所謂純粹“自我調節”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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