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要成就霸業，那麼就必須要全方位的強盛，政治上需要穩定，經濟要繁榮，軍事要強大。在管仲看來，齊國首先必須要保持政府的穩定，避免再度陷入權臣弒君的惡性迴圈之中。維持政府穩定，則需“尊君”以壓制士族貴族，春秋時代，繼承宗法封建社會之餘風，君主並非專制，與是與貴族分權而治，此為弒君潮流之內在原因。

管仲是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倡導者，他認為“安國在乎尊君”，因為“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專制權力，無法令國家法令得以執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也。”

這裡必須注意一點是，管仲之所以強調君主專制，並非為討得齊桓公的歡心，而是認為這是平息國內紛爭禍亂、使國家走向強大的途徑。從本質上說，管仲是一位國家主義者，他強調的是國家利益，而非愚忠之徒，在公子糾死後，召忽選擇自殺時，管仲說：“夷吾（管仲之名）之為君臣，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破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這這些話中可知，管仲乃是愛國主義者，而非忠君主義者。

管仲在強調君權之同時，也大力提倡順從民意，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安存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在另一個場合裡，他對齊桓公說；“丹青在山，民知而進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民無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譭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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