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那些人講了一件事。1989年9月，他問進口部經理劉赤峰機器能否按時到達，後者回答說沒問題。“然而進入銷售高丨潮丨時機器沒能購進，10月份還未到貨，到11月份機器來時又是鑼齊鼓不齊，到了12月份我們全部人馬拼命工作，才使公司度過危機，又運轉起來。如果不是我們有很好的信譽，很強的銷售能力的話，就會造成庫存大量積壓，資金呆滯，公司就有可能垮掉。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情況辦得不好，實事求是地講清楚我們還可以想其他辦法。如果答應下來，就必須辦到，否則你一方面出了錯，就會打亂全域性。”［10］

在這種條件下，那些聽課的傢伙們一面會為劉赤峰的命運擔心，一面又為自己的倖存感到欣慰了。這些人從性別上來看，只有男人和女人；從職業上看，也大致無二，均為聯想的經理；亦即在社會學意義上，他們扮演著差不多的角色。但他們的內心使其有了明顯分野，有懦弱者、幸災樂禍者、野心勃勃者……他們現在盤踞在同一條“大船上”，要讓這些人同心協力，朝向柳傳志佈置的聯想局努力，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旭東的線索

1990年3月，唐旭東來到了管理部。他的到來正逢柳傳志“拿掉”孫宏斌，因其為法學專業背景，便參與了“解決”孫宏斌的整個過程。這是他來到聯想之後“主要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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